【摘要】明代中后期,乡约与保甲、社仓、义学结合渐趋紧密,经历了以保甲为基础、以乡约为统摄,到先定乡约、后定保甲的转变。其原因是政府保靖地方职能下渗,由官办乡约为先导,受张居正改革中考成法的影响,乡约逐步接受政府检核,以查验效果。乡约呈现制度化特征,而不再是国家政治制度运行、基层权力实践及意识形态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乡约在明代地方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变化,不仅证明了明代国家对基层组织的管理能力并未衰落,而且令乡约从宋代作为自治性组织,发展到清代成为职役的演变脉络更为清晰,也说明传统中国地方治理方式仍在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解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运作模式与王朝兴衰的关系”(23VLS009)阶段性成果。

　　【摘要】明代的中枢政务运作面临面赐裁决与文书行政两种决策机制的张力,至万历朝尤为明显。崇祯年间的政务运作模式则迥异于前代。由于对前代制度实践的不满以及对文官官僚体制的不信任,明思宗频繁于文华殿、平台等外廷地点召对群臣,君臣面议政事的机制成为常态;而在制度之外甚至被士大夫视作“非制”的御笔文书、内降谕旨亦构成崇祯朝政令传递的重要渠道。这些制度革新意在淡化内阁等中间机构的重要性,实现皇帝与廷臣相对直接的交流,以确保政情上达与诏令传递渠道的通畅。这一模式也为清初中枢决策体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参照,皇帝在场与皇权走向台前成为晚明、清初制度演进的内在线索。

　　【摘要】规模是影响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就清代而言,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之间构成一对结构性矛盾,影响清朝政治制度设计与机制运行的各层面。政府规模的有限性影响了清朝在垂直空间下渗的程度,在是否将县级以下纳入直接治理体系问题上犹豫不前。与此同时,清代中国内受疆土和人口超大规模的影响,中期以后又受西方冲击,治理内容和形式日趋复杂,促使清朝在努力维持一个旧有制度架构的同时努力进行内部调整,包括将县衙官员分防县城以外,探索县级以下政权建设以缓解治理困境等尝试。同时,在一个精简的政府架构之外,维持一个隐性膨胀的公务与准公务人员队伍。在横向空间的拓展上,超大规模带来的“异质性”和“非均衡性”,导致了沉重的治理负荷,也促使清朝努力追求地方行政体制的同质性,这也解释了府县体制在边疆地区拓展的内在动力。但是,同质性又有限度,需要仔细考虑到各区域的真实的情况而因地制宜,并产生了“厅”这一类特有政区。因应“规模之累”,清朝发展出一套将政区科学分等并与官员调动、职务晋升、地方治理关联起来的动态体制,保证了有限官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合理搭配,重塑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格局,影响着清朝官员空间流动的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史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与研究”(项目编号:23AZS014)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效力赎罪”是清代国家治理社会越轨行为的重要惩戒手段。清代国家边疆绵长,治理成本巨大,而“效力赎罪”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举。军台“效力赎罪”实现了清代“军台效力”制度与“效力赎罪”制度的融合,在清代边疆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策略在吏治与刑罚领域巧妙地“盘活”了内地大量的人力(废员)和财力两方面资源,长期注入边疆治理之中,卓有成效,体现了清朝“经济、务实、高效”的边疆经营策略和成熟的政治智慧。

　　【作者简介】张永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尹世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论及元明之际的海洋史,多数学者首先会想到海洋政策由宽松到严苛的嬗变。然而,若对比分析元明时期官方海运与造船航海活动,就会发现元明海洋史尚有传承与发展的一面。元朝建立之后,元大都人口规模庞大,加之战争所需,没办法实现自给,故需要从江南等地补给大量粮食。海运因其廉价、方便、运量大等特点,成为从江南调运粮食的首选方式。及至明朝新立,明政府派遣大量士兵驻扎于辽东。驻军虽有屯田,但尚不能自给,故只能依靠明廷从江南和山东等地海运粮食、布花钞锭等军需物资。从参与人员、船只数量、运输总量等方面来讲,饷辽海运可能远超其后的郑和下西洋活动,为当时海禁形势下的一个特例。随着官方海运的持续进行,造船和航海技术也得以传承发展。蓬莱、天津等地现存的元明沉船、庙宇、银铤、铜权、仓库遗址等,为我们不难发现官方海运和造船航海活动提供了文物证据。

　　【摘要】明代吴文奎家族商业经营持续230余年,《万历收支银两册》是其家族遗存的一册“家庭—商业”型珍贵账簿,揭示了家庭内部通过规定性资本分拨、资本收益和多名目补贴方式实现代际资本流动,从而完成家庭商业资本的积累和代际传承的过程。资本分拨和多名目补贴是代际传承的基础,资本分拨和资本收益是诸子资本增长的重要的因素。与婚姻有关的回鞋银、与排行有关的长兄银和长孙银,以及分家析产和多名目补贴在徽商资本代际传承中都会存在;而与年龄有关的千金资本和援例银则难得一见。这体现了吴文奎家庭商业资本积累和传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代际资本积累方式表现出深层的制度设计特征:一是由父本和子本构成的稳健的二元资本结构和单向的资本流动;二是高效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分工协作制度;三是防止家庭商业资本被分散进而影响持续经营的“分产不分业”的资本析分制度。这些制度旨在保障家族商业以及家族本身的世代延续。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工商业账簿史料整理与研究(1500-1949)”(批准号:21&ZD078)、北京用友基金会第五届“商的长城”一般项目“基于会计技术方法的明清徽商会计文书研究”(批准号:[2021]-Y06)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要】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中西文化之間發生首次較大規模接觸。其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在漢語中留下大量影響深遠的新名詞,包括天主教系列名詞,西學分類系列名詞,天文地理和國家地區系列名詞,邏輯學、數學、物理學和心理學等具體學科名詞等。其中,天文地理系列新詞攜帶時空新知與早期“全球意識”,具有特殊價值。那些專門添加“口”字旁的名詞,原本並不帶歧視內涵,“口”旁只是音譯符號而已。不少現被認為清末民初才創製或來自日本的新名詞,其實早在明清之際即已出現。三音節以上詞創製之多,遠超今人想象。帶“學”或“家”後綴的三音節詞,尤具示範效應。一些舊詞,在中西互動中被悄然賦能、學理化使用,具有新舊過渡性,同樣值得關注。

　　【作者简介】黃興濤(1965- ),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特聘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明德書院院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教材委員會歷史學科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和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等,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日本神戶大學等校訪學,長期從事清代和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月亮的人文史:近代中國的月亮認知、書寫和話語》(合著)、《文化怪傑辜鴻銘》、《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為視域》等著作,進入新世紀以來,他圍繞近代中國新名詞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參與創辦《新史學》集刊,是國內概念史研究的積極探索者,曾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獎勵計劃,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計劃等,所著和參與主編的各種論著,曾十餘次獲得教育部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等。

　　【摘要】为保证边远落后地区的举人应考会试具有一定考中率,洪熙元年,明仁宗与杨士奇创立了会试“南六北四”分卷取士制度;宣宗嗣位后又予重申,并在宣德二年和宣德五年的会试中得以切实执行,宣德八年会试得到基本执行。正统元年会试又进一步细分为南、北、中卷,各按“六、三、一”的比例录取;正统四年会试复改为各按“五五、三五、十”的比例录取;其后,又经历了诸多科次的分卷占比波动甚至短暂的罢行、改制,自嘉靖二十九年会试开始,“南五五、北三五、中十”的录取比例才获得稳定、严格的执行。对上述史实的审慎考证,既反映了明朝会试在以考试成绩为取士决定因素前提下对科举欠发达地区士子予以适度照顾的长期摸索和坚持,也说明了对相关史料进行严谨考订和溯源辨误在史学求真中的极端重要性。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24.6.4~20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