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到1990年4月我在介休县担任县委书记。这一时期介休县民营经济开始崛起，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起来。作为县委书记，我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并为此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至今仍深感欣慰!

　　当时介休县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实施，“WG”形成的派性仍在作祟，全县的各项工作在拨乱反正中有所前进，但与兄弟县市相比明显滞后。为此，当年10月地委、行署领导在现场办公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严肃指出介休的工作是“雷声大，雨点小，效益差!”并厉声责问道：“介休除了国、省、地营企业外，你们还有什么?”而且明确要求我们北学平遥、南赶灵石。这些都对我们这个班子触动很大，特别是我作为“班长”，更是深感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改变介休的面貌，迎头赶上先进县市。

　　上任伊始，根据介休县的客观实际，我们确定了以下两个工作基本点：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二是要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营造一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氛围。这样一方面能够消除派性干扰，实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也可以集中精力带领大家发展致富，尽快扭转介休的被动局面。

　　根据我多年来对“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先让一部分地区富起来”等一系列科学论断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再加上县长赵希宽等班子中其他的帮助，我确立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工作思路，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得力的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八十年代的介休经济是在思想大解放的浪潮推动下崛起的，也是在全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异军突起的。针对当时广大干部群众“想富”又“怕富”的心理，我们那一届领导班子从一开始就在全县大力营造了一种“敢富”、“快富”“大富”光荣的社会氛围。1984年春，县委一改常规将每年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改称“勤劳致富大会”，并特意在会场主席台中央竖起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富”字十分醒目。会前，县委组织县乡两级和部分村干部专程到原平县参观取经；会间又将收集到的220条致富门路，制成表格张贴在会场周围，并整理编印成册人手一份；会议向全县人民响亮地发出了“人人致富、家家发财”的号召。

　　1985年，在群众生活有所改善的情况下，针对部分农民中存在的“小富即安”的思想苗头，我又在一系列会议上就“富到什么程度为好”作了专门阐述。我说，勤劳致富无止境!要富到让没富的人“红了眼”得上“红眼病”；要富到让自己的财富堆成金山银山，成为“富豪”。现在你们充其量不过是个“专业户”、“万元户”，还没有成为“企业家”，离“大富豪”就差得更远了!大家如果不服气，那么我问你们，十元币值的人民币一万元共有几斤几两?结果与会者没有一个能够作答。我说好吧，还是我告诉你们吧!新币是二斤一两低一点，旧币是二斤一两高一点。大家听后心服口服，才真正想到自己的确还没有大富起来。其实我也是刚刚从杂志上看到的，那时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思想大解放还体现在雇工问题上。八十年代初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雇工最多不允许超出8个。就在全国许多地方还就雇工问题争论不休，时年冬我在农村宣讲中央一号文件时，就提出雇工不能局限在8个之内，可结合实际需要突破一号文件规定。1984年初我又对这一问题作了大胆的发挥。我问大家一个人当雇工一天可挣10元线元，那么你是愿意当雇工呢还是愿意独立自主呢?会场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我随即明确表态，说要是我就宁愿当雇工挣10元钱!我的话音刚落兴奋的群众就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后广大干部、群众被长期禁锢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义安等两个大村迟迟难以落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几日就全部落实下去，乡镇企业开始迅速崛起。什么帮工呀、雇工呀再也没人计较这些名分了。到1985年焦化厂、铁厂、石料厂、石英厂、玻璃厂、碳素厂等一大批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李安民、阎吉英、曹仪山的焦化厂雇用的工人都在 200人以上。

　　在发展乡镇企业的问题上，我们自觉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和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大胆地提出要做到“三个不怕”即：“不怕肥水流入外人田，不怕企业姓了资，不怕出现两极分化。”介休县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外地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被引进介休，同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迅速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仅冶金焦一项，到 1988 年就从省内外数十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引进资金 1100万元，已经办起和正在兴办的焦化厂达 53 座，每年生产冶金焦 80万吨。外地单位投入资金甚至承担经营风险，理所当然就要拿走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利润。起初有些人对此想不通，说这样做是“肥水流入外人田”。如三佳乡东湛泉村过去一向以农业为主，本村办工业基础薄弱。1987年由500名华侨出资组建的太原市聚华公司与村委会达成协议，在该村兴办一座年产5万吨冶金焦的“东聚焦化厂”，除场地、劳力由村里提供外，所需200万元办厂资金，以及厂房、设备、生产经营等均由聚华公司负责。投产后东湛泉村以土地作为股份，在焦化厂参加利润分成。起初有些人说东湛泉村委会是搞“卖国主义”，可是后来大家一算账，感到还是有利可图。一则为集体提供了积累，增强了村级经济实力；二则为200余名剩余劳力找到了出路，每年可增加纯收人近30万元；三则培养出了一批技术人才，为发展村办工业创造了条件；四则开辟了新税源增加了县财政的收入。如果不允许太原人来介休办工厂，哪会有这么多好处?

　　多种经济成分一起上，必然带来分配上的多种形式。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必然要出现一些非按劳分配形式。北辛武乡过去是全县有名的贫困乡，八十年代中期.他们为了筹集兴办乡镇企业的资金采取了集体垫资、股份合作、群众集资、工人带资入厂等办法。入了股就要外红集了资就要吃息请技术人员来厂指导就要出高薪。一开始有些人忧心忡忡他们说：“不干活的比干活的还拿得多，这还像社会主义吗?”但是事实是最好的老师。短短四年时间北辛武乡用“借梯上楼”的方法，办起了7个骨于企业，全乡近50%的劳动力由以务农为主，转向以务工为主。198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360万元，比1983年增长15倍；全乡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150元，增加到400多元。群众富裕起来后，原来的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乡镇企业发展之后，由于实行多种分配办法，人们在收人上的差距拉大了，出现了不少万元户甚至十万元、几十万元的大户。有些人对此议论纷纷，唯恐形成两极分化。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义安镇能人李安民1984年办起一座焦化厂，由于他经营有方当年获利10万元，成为闻名全区的企业家。他不光是自己致富，而且能带动大家一起富。几年中他把个人所得绝大部分用到了扩大再生产上，使企业的固定资产由原来的43万元增长到210万元，自有流动资金近100万元，年生产能力由1万吨扩大到5万吨，安排劳力500余人。李安民还用自己的74万元资金，为129名骨干职工人了股。这些职工除拿工资外，每月还可以领到6%的股息，年终按利润的15%进行分红，较大幅度地增加了收人。到 1988年大部分职工在银行有了存款，其中有70%的职工存款额在 3000 元以上，并涌现出10个万元户。与此同时，李安民发挥本厂在资金、技术和供销方面的优势，帮助本县榆沟、汾北、东大期等十多个新办的焦化厂发展生产，提高质量代销产品。另外他还慷慨解囊，几年间共拿出 36 万元资助村里修建新教学楼、整修道路、购买化肥、兴办社会福利。1988年他又拿出6.7万元资金为县电视差转台添置了转播中央二套节目的设备，使全县人民能同时收看到三套电视节目。

　　通过用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事例启发、引导大家打消了部分群众存在的思想顾虑，从而使“三不怕”的思想深入人心，介休县的乡镇企业也随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很快就出现了焦炭三大户，年生产能力都在 20万吨左右。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指责和非议也接踵而至，什么“张松龄在介休搞资本主义”；什么“张松龄与中央唱对台戏”等等各种说法，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社会上的各种议论并不可怕，关键是上级领导的态度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987年秋省政府主要领导莅临介休调研考察后，指示随行的记者不准报道。更为严重的是，1988年初冬原省顾委11位领导集体来到介休，了解情况后坚决不看三大户新盖的私人住宅，对介休民营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明确说不能接受，甚至有个别领导还直截了当向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你该不会是在搞资本主义?”面对这样的责间我只能以笑答之。由此能够想见当时我们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但是我很自信，也有一股“二百五”劲豁出去了!

　　尽管我们遭受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指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领导明确说支持我们，给了我们热情的帮助和鼓励。地委、行署领导是看着我们一步步干起来的，在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地委书记李林广每年都要到介休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行署专员张子仪、副专员张树彬在财力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行署还专门责成原行署顾问柳成驻介休具体帮助指导工作。1988年5月时任省委副书记的王茂林在介休考察后，感到很不错，指示我们把大户的豪宅全部录像，准备推广开来。当听我汇报说办企业要有“三不怕”精神时，他当即表示能这样去做，但不要写到文件上。因而直到1988年县委才正式提出办企业要有“三不怕”精神。

　　我在介休工作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过程。当时我们县委把思想不解放的各种表现归纳为“左、小、保”三个方面。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我每年至少要在大会上讲两次，其他领导成员有机会也大讲特讲，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谓“左”就是受“极左”思想的禁锢和计划经济的束缚，沿袭几十年形成的一贯制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小”就是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主要体现为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所谓“保”就是保守主义，拒绝学习新知识，思想僵化、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穿新鞋走老路”。我们一面大声疾呼以更新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一面还不失时机地扶持树立起一批先进典型，使阎吉英、李安民、曹仪山、宋本智、温学信等一批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脱颖而出，从而用榜样的力量直接推动介休县掀起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的高潮，全县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也随之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走在了全区前列。

　　八十年代介休经济迅速崛起，得益于县委、县政府找准了全力发展煤炭加工转化这一突破口。

　　作为山西省的商品煤基地之一，介休的群众素有挖煤和烧土焦的传统。但土焦生产污染严重又浪费资源，因而国家明文规定取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头几年里，部分有煤炭资源的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开发矿业，走上了致富之路；而没有矿藏资源的平川乡镇兴办企业却举步维艰，绝大部分农民依然以种植业为主，收人增加缓慢，与有矿藏资源的丘陵山区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一现象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也为我们发展乡镇企业排开了思路。

　　在进行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市场分析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县委一班人一致认为，介休搞煤炭加工转化具有许多有利条件，除水资源、供电、交通、技术力量等条件外，发展煤炭加工转化是就地取材，不与大厂矿争原料，有利于满足市场对焦炭、碳素等短线产品的急需和缓解晋煤外运的紧张情况。为此县委、县政府确定将发展煤炭加工转化，作为乡镇企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突破口确定后，全县上下就把发展煤炭加工转化，当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开展了“支、帮、促”活动。县里专门成立了由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协调领导组，由县长任组长，定期召开会议联合论证，审批新上项目，并通过现场办公、召开联席会、协调会、专题分析会及时研究解决煤炭加工转化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搞好协调服务；乡镇局还增设了冶金股和焦化协会、焦炭实业公司积极开展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服务，牵头解决企业在生产、供销、发运等方面的一些难题。几年间共帮企业引进和设计项目60多个引进和担保资金 2000 余万元；乡镇局也先后三次应邀参加了全国性的会议，1988 年在全省劳动竞赛中荣立集体二等功。

　　1、探索试验阶段。1984年我们组织有关人员四下四川，考察萍乡炉炼焦技术，采取典型引路的办法，在行署和行署顾问柳成的支持和具体指导下，首先帮助三佳、北辛武、义棠三个乡先行起步。三佳煤化厂在厂长阎吉英带领下捷足先登，投资80万元兴建一座设计能力年产3万吨冶金焦的萍乡炉焦化厂，1984年8月破土动工。1985年3月即建成投产，到年底共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的二级冶金焦2.5万吨，实现利税97万元，投产当年就收回了全部建厂投资，在全县打响了煤炭加工转化的第一炮。

　　2、推广发展阶段。三佳的实践在全县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我们又因势利导集中财力、物力重点支持推广发展。因而继三佳之后1985年全县建成了3个同类型的焦化厂，1986年建成了7个，1987 年又建成了34个，而且建厂周期一个比一个短。到 1989年，全县共办起焦化厂56个，年生产能力达 110万吨，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焦化产业群体，一大批农民进了工厂，一批农民企业家大显身手，一条有效的煤炭加工转化之路在农民手里开通。

　　3、改造提高阶段。在焦化厂走向规模生产的同时，我们着重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抓炉型改造。萍乡炉炼焦虽然比土焦前进了一大步，但排污未达国家规定标准，经济效益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几年中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炉型改造，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县先后推广了三种密闭燃烧、集中消烟除尘的新型焦炉。李安民研制成功的介休一号炉，使结焦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短为5天半，产品达到了一级冶金焦的标准，减少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的排放。他所在的厂焦炭年产量由6万吨猛增到12万吨。农民工程师宋本智研制成功的JKH 型焦炉，提高了煤炭的综合利用能力，所炼出的焦全部为一级冶金焦，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的排放达到了国家环保标准，被省科委列为科技攻关项目，决定在全省推广。另一方面还抓了系列化开发不断开辟生产技术新领域延伸产品链，逐步形成一条龙生产。1987 年建起了一个年人洗原煤 15 万吨的洗煤厂和年处理焦油 5000 吨的焦油加工厂；1988 年建起了一个年生产能力 3000 吨的硅铝碳黑厂和两个分别为 1500吨和 5000 吨的硫酸铝厂；1989 年又建起了 4个不一样的矸石砖厂和年产 5000 吨的焦油碳黑厂，以及两个碳素石墨化车间。到 1990年初焦油加工厂已经能够从煤焦油中提炼分离出洗油、轻油、苯酚等多种化工产品。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强劲发展，到 1989年底全县共办起焦化、洗煤、碳素及焦化副产品深加工等加工转化企业92个其中焦化厂 56个碳素广 27个其它深加工企业9个固定资产总值达到 8700万元从业人员近万人，成为介休县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1988年全县共转化原煤200万吨创造产值1.05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2.3%。其中基本的产品冶金焦的产量，占山西全省焦炭产量的六分之一。1989年冶金焦产量达到1.25万吨，加上碳素制品产值1.3亿元，出售的收益3亿元。

　　到八十年代末，介休县煤炭加工转化慢慢的开始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单纯经济效益向社会综合效益方向转变，已经初步建成山西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并带动介休全县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八十年代介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还得益于我们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资金的短缺问题。

　　资金问题一直是制约各地乡镇企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瓶颈”，介休也不例外。1985年初，各乡镇都想在上一年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再多上一些项目，并且把希望寄托在银行贷款上。但是春节之后由于国家紧缩银根，控制信贷规模借贷发生了困难，不少乡镇因此有点泄气。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县化肥厂的变化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这个厂过去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从1971年建厂到 1981年的11年间5年盈利6年亏损。特别是1981年亏损额高达61万元，1982年调整领导班子后，狠抓技术改造加强经营管理，走内部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二年迈了三大步。1984年生产碳铵27750吨，利润突破百万元，成为全省小化肥战线个百万元户之一。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发展农村经济不能单靠上项目、铺摊子更重要的是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于是我们要求各多镇从各自的实际出发，修订规划把主要精力放到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来努力减少相关成本，改进技术增加品种提高质量。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发挥自己的优势瞄准市场，需要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到重点项目上。我们对全县的资源、产品做了排队，依据市场信息确定把煤、焦、铁、砖作为重点开发产品，提供“倾斜政策”，从人、财、物等各方面加以保证。

　　此外我们还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千方百计筹集资金保证乡镇企业的资金需要。具体做法：一是引进资金；二是工人进厂带资；三是实行联营；四是优势组合；五是加快周转。

　　由于我们广开财源采取了挖(企业挖潜)、引(引进资金)、集(企业职工集资)、带(新职工以劳带资)、入(职工人股)、借(厂里缓发特殊的比例工资和借助外力)、清(清理欠款)等办法，多渠道筹集资金，比较妥善地解决了效益与投资的关系，推动了乡镇企业的稳步发展。如1985年和1986年上半年，投产的11座焦化厂，在627万元的建厂总投资中，从外地引进60万元占9.6%；协作资金56万元占8.9%；预收货款 40万元占6.4%；向外单位借款34.8万元占5.6%；群众集资 13.4万元占 2.1%；银行贷款237万元占37.8%；集体自筹185.8万元占 29.6%。

　　八十年代介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还应归功于县委、县政府，从一开始就格外的重视企业家和技术人才两支队伍的建设。

　　在大规模兴办乡镇企业之初，我们就创造各种条件热情鼓励、帮助、扶持阎吉英、李安民、王建国、曹仪山等一批能人大显身手，使他们成为兴办焦化厂、碳素厂的领头人。如：在我到任之前能人曹仪山是搞运输的专业户，拥有4部汽车，后来又增加了1部，当时的经济效益颇为可观。但不幸的是他的车连续出车祸，再加上妻子刚刚做了肾脏切除手术因而情绪低落，深居简出不问世事。我得知后便亲自上门慰问，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我当时特意给他讲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原话，现在已经记不准确了，大意是商品经济是激烈竞争的，经济由商品货币更是“惊险一跳”，如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接着我就用激将法“激”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如果您是竞争的失败者，是“孬种”，也就罢了。若不是，那就应该振作起来，重新大干!这一“招”果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曹仪山当即表示要重振旗鼓兴办焦化厂，我们便及时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结果到了1985年他便很快跻身于介休“三大户”之列。

　　就是在曹仪山这样的一批能人带动下，全县的煤炭加工公司一年比一年多，而且越办越会办。原来建一座焦化厂需要8个月时间，后来的席村焦化厂仅用了38天时间就竣工投产；原来办厂没解决污染问题，1986年新建的厂通过炉型改造，实现了烟尘治理上的新突破，基本上做到了黑烟变白烟，分散变集中，低层上高空的环保达标准。

　　在大力帮助扶持能人兴办企业的同时，我们还格外的注意引进、培养人才。未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县里特地聘请了科技副县长成立了科研开发中心，作出了《科学技术人员下乡下厂领办承包乡镇企业的暂行规定》，为乡镇企业推广运用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几年中我们用优厚的待遇、灵活的方式广泛招聘技术人才。他们能够长期工作也可以短期指导，还可通过节假日搞咨询。截止到1987年，全县先后共请来教授、工程师、离退休技术人员等各类人才 3000余人次。另一方面我们还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人才。县乡镇企业局成立了职工培训中心共举办各类专业方面技术业务培训班51期，培训人员4000多人次。同时还选派部分文化基础较好、有培养前途的手部职工到外地学习新技术、新工艺和经营管理知识。到1987年全县乡镇企业系统已有537人，获得技术职称其中获中级以上职称的 128 人。

　　八十年代介休县在大力兴办乡镇企业的过程中，还实现了办厂形式的多样化，其中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很快对全县乡镇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在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采取乡(镇)办、村办、农民联户办、乡村联办、工农联办、内引外联办等6种形式办厂。其中乡村两级办的占70%。这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厂长负责；二是集体所有个人承包；三是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即股份合作型。从分配的方法上看既有按劳分配的部分(如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也有按投入资金、技术、设备等非劳因素付酬的部分。在一个企业中往往以上两种分配的方法同时并存兼而有之。

　　在上述三种经营管理形式中，股份制合作企业未来的发展速度很快，已经具备了股份制经济的雏形。据不完全统计，到1989年全县农村很多类型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300多个占农村企业总数的71%左右；从业人员近 6000 人农村转移劳力的 15%；年产值达 3500万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20%，而且呈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从行业上看涉及到采掘业、加工业、建材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种植业、养殖业和商业服务业。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其所有制性质来分析，已突破了过去单纯的全民、集体或个人所有制的框框，成为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兼收并蓄的复杂的所有制形式，而这里的公有，又是在新的意义上的公有。八十年代，介休县农村出现的各类股份合作企业，在所有制上大体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联合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作集体所有制与个体所有制之间的联合，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合等四种类型。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个体农民联合组成的股份合作企业，这也是介休农村八十年代出现的股份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这一形式的创立过程中，农民企业家李安民先行一步进行了大胆的尝试。1984年底李安民的焦化厂已有 200多名农民工，但中央一号文件规定私营企业雇工不允许超出8名，他便与我商量怎么办?当时我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便去省城向原副省长霍泛请教。他老人家给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让李安民拿出钱来分给骨干职工，职工再以个人股实行股份合作制。这一举措对介休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迅猛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回顾我在介休县兴办乡镇企业的历程，既有成功的喜悦，也不乏失败的教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由于主观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导致一些决策不够科学，甚至会出现失误。比如上玻璃厂、石英矿、涂料厂这些项目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上铁厂等项目则多少带有点争强好胜、意气用事的成分。建国后，介休县兴办炼铁厂曾经三起三落都没有搞成，而我到任后的第一年就一口气上了3个铁厂，对此当时有的就提出是否上得太多了？我却持认为不多，并夸下“海口”说“非办好不行!”

　　结果几经周折，东内封铁厂先行投产效果不错；义安铁厂虽也投产但效益时好时坏；板峪铁厂则直到1990年我卸任时也未办成。尽管如此，在告别会上我却仍然“背着牛头不认帐”，说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曙光就在前头!

　　在介休近七年的工作中，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这些都程度不同地造成了一些损失。所幸的是继任的赵希宽以及后来的几任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在工作中均及时给予了纠正，这才使得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与此同时，在这些的努力下，介休后来的发展形势慢慢的变好，终于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我深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介休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更加灿烂!

　　张松龄，男，1937年11月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香乐乡大堡村。大学专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党员。山西省书协会员,晋中市书协名誉主席。1958年太谷农校毕业参加工作，一直从事行政工作。曾任介休县委书记,吕梁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晋中行署副专员,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晋中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2003年正厅退休。退休后从事社会工作，任晋中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直到 2014年。退休后撰写并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小册子《我的夜与昼》,还编印了一本《张松龄行草书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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